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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教育侏罗纪】棋如人生──小思老师的风範

2020-06-13 208浏览量
【教育侏罗纪】棋如人生──小思老师的风範

前晚读完川端康成的《名人》一书,不知为何竟想起了小思老师。这事不止发生了一次,在断续读《名人》的几个夜晚里,我都想起了小思老师。要究其原因,大概在于川端把端坐在棋盘面前的本因坊名人写得威风凛然,而当小思老师面对香港文学的课题时,她在姿态上也都显露出了相同的风範。


川端《名人》一书是纪实小说,写的是一次围棋观战记。当时川端受《满洲日日新闻》、《东京日日新闻》和《大阪每日新闻》委託,前去观看六十三岁名人本因坊秀哉对七段木谷实的告别战。三家新闻社之所会这样委託川端,一则是当时的川端已发表过《伊豆的舞女》、《禽兽》等名篇,是作为当时文坛「新感觉派」的领袖作家之一,故借川端之名在报纸上连载观战记,无论在质量上抑或是销量上都是有保证的;二则川端本身也热衷于下围棋,而且棋技似乎也非常高超——忘了是在伊豆、鎌仓还是汤泽旅行的时候,川端就常常从旅馆出去,找到附近的邮局局长下围棋,结果往往是川端获胜。因此就这点而言,找川端去观战也是合理的。然而,在小说里,川端却三番四次地称自己为「外行人」,「当然是看不懂棋局的」。这究竟是不是谦言,我还真不知道。不过,我想如果换作是我获邀前去观看名人级别的人下棋的话,无论棋手双方的布局动机如何显眼,我也还是会径自觉得棋手的想法绝没看起来的单纯,而不敢胡乱做评论了吧?


那幺,自称为「外行人」的川端,既然没法对棋局下评论,这观战记又怎幺写呢?川端採取的方法,是在记叙棋局前后琐事之余,又将大部分的笔墨花费到塑造名人的形象之上。名人本身个头小,年纪大,在告别战上又受心脏病、肺积水、发烧等的困扰,但一坐到棋盘前时,据说是因为挺直了身板,神情又将心灵深处对棋艺的敬重透彻地映现出来,因此总让人觉得坐在棋盘面前的名人无比巨大。在小说的末段,写到了对手木谷实在黑121封盘的一步,下到了众人意想不到的地方。那步黑棋完全避开了与白棋直接应战的棋盘中央,下在了无关紧要的边缘区域;后来续奕,名人才看到了这步,但却在一分钟之内便下了白122。尔后,棋局又中途暂停,名人邀川端到房间讲话:「我看到他下了这一手,我曾想过放弃这盘棋算了。」


木谷实这一步,在属旧时代棋手的本因坊名人眼里,是有卑鄙的战略性的。新时代里,无论是何种棋局,为了公平起见,不偏帮地位较高的棋手一方,而限制了双方下棋的时间,因此,便产生了如木谷实那步黑121那般,随便下以节省下棋时间、争取思考时间的战略。木谷实的黑121,相当于对旧时代棋艺的侮辱,使六十三岁的本因坊名人恼怒,产生了想放弃的想法。但即使如此,名人却在一分钟之内若无其事地下了白122,神情与端坐的姿态始终保持着沉静。


我躺在床上阅读着这些精彩对弈的片段,虽然感受不到棋局的变幻莫测,以及你来我往的紧张气氛,但却从描写名人的字句中感受到了他对棋艺的尊敬态度,反而使人尊敬起他本人来。


今年一月尾,我因为在做与「国共内战时期内地文人于香港的文艺活动」相关的课题研究,而这个课题一则研究资料甚少,二则也没有多少一手资料的记载,又恰好记起中学老师和小思老师相熟,便拜託了老师替我将疑难转告。我原只想着从小思老师那里得到几句简单的答覆,以指引我研究的方向,不想老师竟说Whatsapp回覆会回答得不清楚,要我直接致电给她问。隔天我战战兢兢地打过去,老师又嫌在电话里讲得不清楚,便约了我过几天在天后Starbucks面谈。


我第一次听说小思老师,是在中学的文学课上。当时白薇老师说起她大学时期的创作课由小思老师任教,但在一次课上,学生们一进讲堂,竟不见小思老师的踪影,只见黑板上留有「寻找春天」几个大字。学生们虽然认得出字迹是属小思老师的,但呆呆地坐在讲堂里等待许久,也不见小思老师走进来。白薇老师说,小思老师向来严守课堂规矩,凡是迟到者皆会被锁在大门之外,上课交头接耳者,则瞋目视之。想起这些的学生便渐渐地躁动不安起来,觉得黑板上「寻找春天」四字实有蹊跷,深思熟虑一番,还是自告奋勇地一个接着一个步出讲堂,寻找起春天来。不过,许是学生们究竟也是害怕自己自作多情、捉错用神,因此即使春天散落于四面八方,他们也还是结成一群,步伐一致地寻找。后来,大家走到一处草坪边缘,才看见离远的草坪中央静静地坐着一个衣着朴素的人,那人便是小思老师,她正朝着他们微笑。


后来听说小思老师的事,都忘了有多少次了,只记得有一次是在报纸上看到小思老师不再写某报的专栏,在「虚词」上也看到过小思老师的专访。不过,这些事情都是听回来的。直到刘以鬯先生纪念仪式那天,我才第一次见到小思老师真人。那天我以记者的身份走进香港殡仪馆的灵堂,灵堂正中央放着刘老的遗照,遗照上是「文灯不灭」的横联。小思老师在纪念仪式上发表了讲话,讲话内容和别的人不一样。别的人的讲稿都是将刘老的一生按顺序罗列后再讲出来,小思老师却将说话的内容都放到了讚扬刘老的文艺精神上,说他广纳百川,胸怀乃大,不像大多人那样攘斥异端。小思老师在讲话的结尾,希望将来的文艺圈子里,有谁能继承下刘老的这种文艺精神。当天我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小思老师,但这场合却让我提不起劲来,内心彷彿因为人文的陨落而将情感中的大部分都给压抑下去了。


听说小思老师的回忆,见到小思老师的回忆,都在我站在天后地铁站出口外的时候,一一涌现在我的思绪里。我提早了半个小时到达和小思老师相约的地方,而老师也按照约定的时间準时出现在了马路对面。那时是红灯,我离远看见小思老师沿着人行道走到红绿灯下。我连忙朝她挥手,老师则笑着向我低低举起一只手,我才顿觉自己仪态尽失,便立定站好,只留下收不住的笑。绿灯的时候,小思老师见我迎过来,便直接站在原地等我了。


一路上我和小思老师寒暄了几句,说我正研究的「邵荃麟」国共内战时期恰好就住在了我家的附近。小思老师听后只回我一句「哦」,我便又意识到自己再次失了仪态。小思老师从头到尾的表情虽说是一直在微微笑着的,但我却感觉不到那是一般应酬时所会用上的那种故作的笑。不过,我觉得并不能因此就说,那是因为老师觉得我对香港文学有兴趣是一件难得的事,故心生欢喜,继而流露于容颜之上;与其这幺说,我觉得这倒像是老师日常心态的自然流露。八十岁的小思老师,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她看透周遭的大多数风景人情,而她接下来将要做的事,是她一辈子里最热衷于的探究香港文学。我想,这才是使老师一直保持微笑的原因吧?


我将带来的资料书籍成堆地摊开放在桌子上,老师则从挂肩袋里取出一小盒卡纸。若是旁人看来,定会以为準备得较多的是我吧?但是从年龄上看来,又会觉得小思老师没必要準备过多的资料。


在这次面谈以前,小思老师便叮嘱我要先把她的《香港文纵》看完。我花了大概半天的时间去看,看了南下文人在日治期间于香港的文艺活动。显然的,从这本书里能看出小思老师的资料泉源都来自旧时的报纸杂誌上。不过,只要去想想看的话,便会意识到在电脑技术不发达的7、80年代,要做这种类型的资料蒐集是一件极其烦厌的事。一方面,小思老师既要用尽方法去蒐集一切尚存的报纸杂誌,另一方面,在阅读到有价值的资料的时候,唯有用纸笔摘录下来。有关于蒐集报纸杂誌的事,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便跟我分享过一件趣事:我的指导老师最近正在研究旧时香港的教育史,而相关的资料,虽然是可以从一些官方的刊物中拿取过来,但是说到类似校刊这些非普遍流通或难得被完善保存起来的资料,要寻找起来就可说是听天由命了。只不过,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,我老师听说某家旧书店在拍卖持恆学校的校刊,便立刻前去竞拍。初时,他想到区区一本校刊,论学术价值也不算高,量也没人跟他竞争,没想到在他举手报价以后,紧接着后头就有别人报价,他吃了一惊,便只好又再报价,不想那人又紧随其后……就这样你来我往几番,老师眼看手头上的研究经费都快花光了,便只好放弃,眼睁睁看着那本校刊被那把声音以两千港币竞走。时隔数月,我老师因为研究关係,去找小思老师谈起「林焕平」这号人物,期间不意提起竞拍失败的事,小思老师一听,便大方承认了那人正是她。


提起《香港文纵》的事,本不是为了说竞拍的,但忽然想起,又觉得有趣,便就写下来了。我提起《香港文纵》的初衷,在于想解释一下在Starbucks的时候,为何我拿出来的是累累资料书籍,而小思老师拿出的却只是一盒小巧卡纸。7、80年代时,小思老师为了将报纸杂誌上有价值的资料摘录下来,便买来了这些卡纸,其后每每阅读,都用笔在卡纸上列明资料年份、出处及谓何,之后再按人物和时序将一张张卡纸排好。因此,虽说盒子小巧,但内里放满的过百张卡纸,其实际厚度和量可是比我桌上的几本要多上许多倍。老师还告诉我,这些从前就一直保存下来的卡纸,只有在老师自己用完的时候才会捐赠给中文大学,没用完的是不会轻易转借的。有关于《香港文纵》的事,老师还告诉过我,前些日子叫我看的《香港文纵》现在已成绝版,只能在图书馆里找到;书商那边虽然拜託过老师再版,但随着老师手头的资料日新月异,累积越多,如果再版的话,《香港文纵》的内容就要做大量的修改补漏,老师吃过前几次再版的苦头,如今为了集中时间在研究上,因此只好不再再版了。


我坐在小思老师的对面,隔着一张圆桌子,上面各边放了一杯抹茶咖啡。我趁着老师喝咖啡的当,将接过来的卡纸一张张仔细地看。卡纸上面将载有有关「邵荃麟」的文章的出处以两种不同的字迹摘录——出处有《华商报》、《正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群众》等。前头说卡纸用「两种字迹」以摘录资料各项的事,是我后来才发现的。当时在我将卡纸全数读完以后,老师让我用手机一一拍下,好让我回家再看。到后来开始依照出处读报纸,我点开卡纸的照片,才发现字迹竟有两种。一种字迹,笔划较飘逸,凡打折处的都有起角,而每划结尾处则较前头细,有笔尖一划而过的潇洒利落之风;另一种字迹,笔划则较乖巧,凡打折处圆润,横竖撇捺的末段不讲究韵笔,有笔尖离纸不远的实务精緻之风。我这辈子写字的时间定不比小思老师的长,但字迹也变化过不下十次,其中几次更是自己为美观而刻意改过来的,因此当时我便想,大概是老师也经历了一次字迹的变化,才使卡纸上出现两种不同的字迹吧?也或许,这些由7、80年代延至今日的卡纸,有部分因为老旧,而使老师在十余年后将残缺的重抄了一遍,因此字迹才会有不一致的现象。但是,我以为去猜测这些琐事是没有意思的,这大概只是我这幺一个喜欢写作的人的毛病。我总喜欢捉住一些没人愿意注意的细节去追讨其原因,再将这些变成我的写作素材。


说了这些,我还想提另一个有关卡纸上字迹的事。一年多前,《曲水回眸》上架,我来到商务看到,便翻开了几页打书钉。结果我虽然没把这本书给买下来,但我记得我看过的那几页,有说小思老师到日本进修的事。当时我坐在小思老师对面,边看着卡纸上以乖巧字迹写着的「艺」和「总」等字,发现老师把这些字写成了「芸」和「総」等,显然是日本汉字的字体。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,那幺卡纸上的乖巧字迹,就毫无疑问的是出自小思老师之手了,而且还能推断到,这些笔记都是小思老师从日本进修回来以后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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