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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教育侏罗纪・大学教育】与教授席草而坐,或幻想

2020-06-13 887浏览量
【教育侏罗纪・大学教育】与教授席草而坐,或幻想



还记得,大学的一堂写作课上,老师问大家喜欢以怎样的姿势上课,坐在椅子上,或是坐在地板上。一位同学回答说,她比较喜欢坐椅子的姿势,因为可以把整个身体放进桌子下,就像把每个同学与老师都放进一个格子,不容易碰到身边的人。老实说,我本来正期待着一起坐在地板上课的情境,毕竟,那样看起来比较亲密。而坐椅子的姿势,总是有种在身体外多穿一层皮囊的感觉。


但那位同学的想法也不难理解。写作课上,我们会把一排一排的桌子分开,计算好上课的人数,以该数量的桌子组成一个椭圆。这样做的意思,我想,是尽可能让我们靠近一点,一个没有缺口的圆;然而,老师旁边的桌子总是最后进来的同学才会坐。即使在身体外多穿一层皮囊,我们对于距离,还是有着计算。计算是一个中性的词,每个人对于距离都有不同的理解,距离是关係的基础。


把桌子组成椭圆的上课形式,在大学里,却是极少数。所以可贵。想想大多数在课室上课的时候,由小学到大学,学生都需要坐在整齐排列的位子里,每一个人获分配一个坐位,而教师则在所有学生的另一边,被一颗一颗静止的眼睛凝视着。位置决定了人们的关係,课室里,谁是主谁是客,谁要说话谁要沉默,谁拿着咪高峰谁拿着笔,凡此种种,都是最精细的权力操作。更不用说,应试教育、竞争社会早已把学生规训成绝对的个体,考公开试,也是一排一排分割开来的坐位,附以编号。


而我总觉得,在大学上课是更为疏离的状态。一样地排列的坐位、聚了又散的同学、每週见一次(或两次)的教授或助教,有时候,迎面遇上,便陷入不知他人是否认得自己的尴尬,也不好招手。他/她们的脸在脑里如此清晰,也仅仅是清晰的一张脸罢了,在课室里坐上三小时或更少,又会散去。


那天,在填完(大学官僚心爱、富有资本主义量化特色的)课程评鉴问卷后,任教世界电影的教授L从外面回来,突然说:「外面咁好太阳,不如落去草地坐吓。」十多个填完问卷的同学都被这突然引得不知如何回应,教授L则笑着补充,一直都想尝试这样做。于是,一群人晃头晃脑的走到联合书院胡忠图书馆外的草坪,树荫下,围成一个圈,坐了下来。阳光洒在绿的草坪上,的确很好。


那天,本来是要讨论怎样写期末论文的问题,教授L在稍早的时候传给我们一篇他写的论文,本来的打算,是以这文章作为讨论的起点。不知道是否因为想到要讨论自己的文章,而引生尴尬,或也许那时的晚午阳光足够温暖,使课室失却了它本来就缺乏的魅力。总之,本来的打算没了,我们在草坪上坐了下来。刚开始时,教授L着同学们随便说话,当然没有人要说话,我们只是刚刚在课室的位子里走出来而已。然后有人问教授L的故事,到不同国家读书的故事、文学创作与学术写作之间的选择……他说了一会,又以想认识我们为由着我们说话,便有人谈起关于电影的事情,关于读书的事情,关于大学生活的想法,或失落。圈子里有不少这一年毕业的同学,话题又在毕业与社会状况之间游走。说话之际,刚好有一班穿着婚姻礼服的男女在不远处喧嚷——男的穿着黑白西装,女的穿着粉红色长裙——而我们课上才刚谈完性别身份的议题。


依山而建的中文大学,到处也有容纳人的开放空间,譬如草坪,譬如圆形广场,譬如未圆湖边,或烽火台上。有些教授喜欢每星期都在这些地方上课;週六或日,有家长会带同小孩到来耍玩;当一个人时,这些地方给予你远离的路径。容纳和开放,相对的是结构清晰、紧闭且向内收缩的课室或讲堂,以中央空调系统为中心伸延开去的多个房间。不是说前者无论如何都比后者更好,而是我们的身体和心智都习惯了一种固定的坐姿,习惯了让投影出来的电脑画面映在眼球,这些地方则提供了另一种活动的想像,另一种关係的建构形式,另一种移动身体的可能。


间杂着拍蚊的声音,旁边的友人T不时跟我说昆虫爬进她的裤子里,我们与教授L的对话维持不够一小时,便到了下课的时间(时间是另一种固定的坐姿)。可能因为说到毕业的事情,刚才课上又在谈「身份」的问题,最后,教授L跟我们说,二十多岁这个阶段可能注定是困难的,毕业后需要在社会里寻找自己的位置,但所谓的「位置」不一定要跟职业挂钩,作为人的身份不一定要跟职业挂钩,身份可以是希望实践出来、自己相信的价值观,这些价值观,才是我们安放自己的位置。


还是想起那堂写作课。那时候,也是十多个同学,在课室里以桌子组成一个椭圆。上课前,我根本不认识他们,课后,也只是认识了几个。可是,由于是写作课的缘故,课堂上除了写作,也需要阅读别人的作品,并提出自己的想法。其中必须诚实和打开自己。写出来的作品很多时候包括个人的部分,他/她的内心,或生活,于是,通过阅读和提出自己的想法,十多个同学共同构成了既有距离又在靠近的关係。就像当教授L和我们谈到毕业的事情,本来在课室里明确分别的位置,在草坪上组成了圈子。


然而,我要说的是,千万不要对此抱有任何浪漫的幻想。无论是写作课,抑或跟教授L一同坐在草坪上聊天,都需要具体的条件支撑。譬如说,如果不是只有十多个同学,实在很难想像,四十多个学生,甚至七十多个学生,如何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,彼此得以靠近,或只少开展一些讨论。


那份(大学官僚心爱、富有资本主义量化特色的)课程评鉴问卷,不是这种由体制製造的距离的象徵物吗?最近收到一份由毕业生填写的问卷,里面有一条问题,是关于毕业生「在课堂上感受到归属感的程度」,答案由1至6,代表六个不同程度的形容。真是一个白癡到极的问题。这条问题为何需要在问卷里出现?收集这些数据的目的,为何?在量化至极、以数字验证一切的大学文化里,却为何未曾有人问我,「你对大学校长的满意程度:1至6」、「你对大学校监的满意程度:1至6」、「你对大学制度的满意程度:1至6」、「你对『大学制度需要民主化』的同意程度:1至6」……


另一个由这种大学文化引伸出来的,就是大学为了追逐排名,而出现的「重研轻教」情况。大学资源向研究倾斜,就是变相减低教学的质素,教学的责任降至合约讲师、兼职讲师身上;有些兼职讲师甚至需要在不同院校任教,有时连办公室都没有。这种情况下,如何谈及与学生之间的「另一种活动的想像」、「另一种关係的建构形式」?


我要说的是,突然离开课室,十多个同学跟教授一起坐在草坪上聊天,这种事,毕竟是非常少数的。甚至有种奢侈的感觉。现在大学正身处的,就是一个不太鼓励这种相处的情境——各自在教学大楼里完成「买卖」的关係,至于「服务意见调查」,则交由伟大的课程评鉴问卷负责。教师与学生、大学与学生之间的疏离状态,体现于这种物质的语境底下。被量化政策中介的教育,到底还剩多少连结的土壤?


据说,跟教授L一起席草而坐的那块草坪,未来有可能会被用作兴建学生宿舍之用。问题总是,我们认为可贵(而少数)的东西,如何使之有足够的空间发生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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